徐秉正1914年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精通英语、俄语、法语三国语言，是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医学院外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山西省外科专业的奠基人之一。为了实现自己的从医之志，他不远万里北上燕京求学；为了实现自己年轻的创业梦想，他又来到山西，把自己一生最纯情的投入、最无私的付出、最深切的委屈、最无法挽回的遗憾，都留在了三晋大地上。然而，在他曲折多变的人生中，变化的始终是境遇，不变的却是他献身医学，救死扶伤，服务百姓的情怀。

不畏艰辛追求学医之梦

徐秉正于1914年生于广东省开平县三圭村，父兄在美国旧金山经商，他在母亲的照料下，自幼进私塾读书。他的父亲原本出身于贫苦人家，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牛，也当过学徒，但却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和吃苦耐劳创下了药材铺的事业，而且还日益把铺子开到了美国。徐秉正继承了父亲的勤奋好学，也对父亲经营的医药颇感兴趣，但却无心经商，一心向往着攀登科学高峰，从事医学研究，造福广大百姓。在年幼时，徐秉正和他的一位堂兄因相信一位年长的同学，跟他一起去赶集，却不幸受骗，被匪徒绑架。所幸在一个磅礴大雨的清晨，他们凭借着自身的机智和勇敢逃脱了虎口，而重获新生。但此事还是对年幼的徐秉正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形成了他日后害怕与人交往，孤僻内向的性格。由于遭遇绑匪，徐秉正无法继续在故乡完成学业，在家人的安排下逃到了香港。在嫂子的三叔，清华大学毕业后又执教于清华的黄宪儒先生的帮助下，徐秉正先是在香港青年会小学读了一年多的书，后来又奔赴北京，考上了私立育英中学。在私立育英中学，整天穿着蓝布大褂的徐秉正学会了独立洗衣，照顾自己，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初中毕业后，徐秉正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部。高中二年级时，日本帝国主义者蓄意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南开中学群情激奋，有大批同学报考了军校。但是，徐秉正由于不想放弃自己的学医梦想，坚持完成了自己的高中学业。后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升入北京燕京大学医疗系。大学二年级时，徐秉正参加了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但由于对医学专业的热爱与执着，他没有像当时的许多同学那样，弃医从文，继续深入社会活动，而是选择留在象牙塔内默默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当时仍抱有一种单纯的纯技术观念。”1937年大学毕业后，他继续报考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研究生，被顺利录取，却不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全面开始，燕京城内满城风雨。徐秉正被迫南归，由于学制不一，他只好暂时放弃了自己钟爱的医学专业，转入广州岭南大学生物系学习。1938年，日本疯狂侵略的烽烟从东北原野迅速弥漫到长江上空，武汉失陷，广州摇摇欲坠。恰逢协和医学院再三催促，为了追求自己热爱的医学事业，徐秉正因此又坐船北上，返回北平，就读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功课繁重，考试题目非常难，但徐秉正凭借着自身的刻苦和努力，整天泡在实验室或图书馆埋头学习，年年获得学院设立的奖学金。1941年日美战争暴发，协和医院被迫停办，徐秉正只好跟着一些同学到了上海，勉强在上海医学院完成了自己研究生时期最后阶段的学业。用徐秉正自己的话来说，“在战火纷飞，国破山河碎的年代，一个怀揣梦想，想追求科学的年轻人，在追求学问的路上，会经受太多的艰辛、迷茫和挫折”，但是，为了自己的学医梦想，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四处奔走实现职业梦想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徐秉正就开始了寻求实现职业梦想的道路，上海医学院希望他留校继续工作，可是当时协和医学院的许多老师都受聘到唐山的开滦矿务局医院工作了，徐秉正也想试试以自己的学识与能力是否有机会考入这所医院工作，于是就报考了该医院，没想到很快就被录取了。这所医院待遇很好，但这对于他来说并不看重，因为对于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在这所人才荟萃的医院里，得到更多学习的机会，让自己的医疗技术得到进一步的锻炼与提高，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但是，梦想在现实中总是遭遇挫折。很快他就发现，在这所医院里，齐鲁毕业生很多，且由于宗派不同，同事之间在工作中也不能很好地合作。在这样充满明争暗斗的环境中工作，他认为自己不仅进一步学习提高的机会很少，而且很不愉快。虽然作为开滦矿务局医院的医生，徐秉正享受着很高的待遇，有专人为他洗衣、擦鞋、清扫卫生，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可是作为一名医生，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患者，也没有学习提高的环境，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不过，有一点值得庆幸，那就是在开滦矿务局医院，他遇到了自己的爱人后来成为著名妇产科专家的包淑和。那时她刚从北京医学院毕业，考入开滦矿务局医院，虽然两人一个是享受特殊待遇的医生，另一个只是一个刚入职的普通小大夫，但是共同的理想与相投的性情，让两颗年轻的心日益靠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虽然后来两人由于客观原因，没有能够一直在一起工作。但是联系却从未中断，5年后，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终成眷属。徐秉正无法忍受在开滦矿务局医院的碌碌无为，在两年后主动辞职赴京，去寻找能让自己感到充实的新职业。于是，他又进入北京私立东华医院。不久，日本全面投降，久居沦陷区，饱受敌人歧视的中国人民感到雨过天晴，豁然开朗。可是接收北京私立东华医院的国民党工作人员，作风却非常恶劣，令徐秉正大失所望。1946年7月徐秉正调入北京陆军总医院工作，在这里他工作得非常顺手，遇到了昔日协和医院的老师和学长，并得到了他们的耐心指导，临床理论和技术均得到了迅速提高。可是，两年后由于解放战争的原因，老师和学长们相继离开，奔赴各地，他也随之离开了陆军总医院，转入北京医院继续工作。北京解放后不久，爱人包淑和也由北京铁路医院调入北京医院去工作。二人比翼双飞，一个在外科，一个在妇产科，共同开创着自己的事业。可是，两人一起工作了不到三个月，卫生部医政科工作人员就找徐秉正谈话，提出了想让其调往张家口或太原，支援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意向。很快，包淑和在北京医学院的老同学，时任山西医学院副院长的余国器陪同山西医学院第一任校长何穆找上门来，动员二人到太原工作，共同开创山西的医疗教学与临床事业。在何穆校长的动员下，1949年11月夫妻二人放弃了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携子奔赴太原，踌躇满志地准备为山西的医学教育与临床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徐秉正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毕业离校后，为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实现自己奉献医学事业的志向，不惜东奔西走，四处碰壁，上下求索。如今，终于有机会一展身手，专心创业，我一定珍惜组织给我的宝贵机会，立志为山西医学事业奉献自己全部的才智与精力”。

激情奋斗开创外科事业

到达太原后，徐秉正被任命为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山西医学院外科教研室副主任。他与时任外科主任，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刘兆霖、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马景昆，齐心协力，共同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山西省外科学创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三人的共同努力下，医院当时开展了胃切除、甲状腺及乳腺癌根治术等外科手术。还选派多名外科医师、教师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医院学习进修。1952年，刘兆霖教授调回北京工作，徐秉正接任外科主任及医学院外科教研室主任一职，此后，引领山西省外科学发展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了他的肩上，徐秉正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非常珍惜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了自己深爱的事业。

作为山西医学院外科教研室主任，他着手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进度表，参照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学模式，规范了各项教学制度，全面提高了教学质量，奠定了山西省外科临床教学工作的基础。为了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他带头用英文备课，并在课堂上用英文讲学授课。这在当时，对英文基础薄弱的医学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与挑战，虽然也遇到了一些同学的不理解，但却有力地促进了大家英文水平的提高，对大家学习西方医学原著也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

作为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徐秉正在着力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非常重注学科的发展。他认为，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医院分科由早期的粗放型逐渐演变成二级细分是必然趋势，医生只有做到在术业上有所专攻，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加专业化、更加人性化、更加科学化和更加精益求精的医疗服务。因此，他非常注重按“病种”强化对科室医师的培训，努力使科室的每位医师都做到“术业有专攻”。他在工作中仔细观察每位医师的特点及专长，并根据每位医师的特点，为他们设定专业发展之路。徐秉正自己首先带头赴上海进修学习心胸外科专业1年，归院后，开展了省内首例开胸手术。随后，陆续派出科室的多位医师赴全国各地先进医院学习大外科领域不同专业的先进医疗技术。赵学勤医生被派往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学习心胸外科，马景昆医生被派往天津参加卫生部举办的骨科进修班学习，尹国年医生被派往天津学习进修泌尿外科专业，郭增藩医生被派往天津学习神经外科专业，梁桂山医生被派往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学习整形外科专业，王大柱医生被派往外地进修学习麻醉专业。值得欣喜的是，徐秉正的眼光真的很准，被派出深造的一批年轻医生个个都非常努力，学习得也非常出色，在学成归院后都陆续开展了该领域新的手术，有力地推动山西医学院大外科的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为山西医学院（后来的山医大二院）外科专业的二级分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习结束后，赵学勤率先在省内开展了肺叶切除、食管癌和心包炎等心胸外科手术；马景昆在省内率先开展了脊柱结核和半骨盆切除等骨科手术；尹国年在省内率先开展了膀胱结石、肾结核、肾肿瘤、前列腺肥大、尿道外伤、尿道狭窄等泌尿外科手术和治疗；郭增藩在省内率先开展了三叉神经切除等神经外科手术；梁桂山在省内率先开展了颜面缺损修补术、各种植皮及拇指再造等整形手术；王大柱建立了麻醉组，结束了医师之间“我手术，你麻醉；我麻醉，你手术”的历史。当王子林医生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省第一位出国留学的医学研究生，被获准赴苏联学习深造时，临行前，徐秉正主任与其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谈，提出心胸外科专业是一个新兴的非常具有发展前景的专业，希望他在苏联好好学习该专业，归国后为科室成立心胸外科专业组贡献一份力量。王子林医生没有辜负老主任的重托，在苏联系统学习了心胸外科的专业知识，并在归国后成为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胸外科的创始人之一。

在徐秉正主任的大力推动和他领导的外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山西医学院外科学事业蒸蒸日上，医疗指标大幅度提升。外科门诊从1949年的5823人次，增加到了1956年的24178人次；住院人数从1949年的375人增至1956年的1084人。

与此同时，在徐秉正主任的积极规划和推动下，山西医学院的外科教学工作也日益走向正轨。外科教研组也逐步由粗放式管理转向更加专业化、精细化，被具体划分为系统外科学、局部解剖学和外科手术学教研组。专业教研组的划分，使山西医学院外科学的教学水平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提升。1956年，外科教研室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开始了心血管外科动物实验研究以及其它项目的临床科研工作。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徐秉正在政治上却是非常单纯的。1953年徐秉正在山西省民盟组织的动员下，加入了民盟，并在日后被推选为山西医学院民盟组织的主委。他本来只是单纯地想依靠民盟组织，密切联系群众，进一步搞好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促进学科发展。但满怀热情，一心只想着为山西医学事业倾情奉献的徐秉正万万没有想到，加入民盟组织，却成为了其日后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遭遇政治不测的最直接的原因。

懵懂之中卷入政治风波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7年，当正当中年的徐秉正信心满满地投入自己所钟爱的医学事业之时，突然间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斗争中，他被无端地打成了右派。原因就是，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且加入了民盟组织，“试图破坏党的事业”。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左”倾倾向逐步发展，反右斗争日益扩大化，紧接着又发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命运跟徐秉正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这“右派”的帽子，他一戴就是二十余年。二十余年啊，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生命中最黄金的年华，最激情的抱负，最真诚的希望就在这漫长的右派岁月中被日益消磨得失去了光华。

1957年徐秉正被打成右派之际，恰逢山西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立，徐秉正原来所在的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被命名为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他的工作被调配到了新成立的第一附属医院。虽然仍然在普外科工作，仍然是副教授职称，但是人们开始象躲避瘟神一样地躲避着他这个“右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关于他在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的一系列的所谓问题接踵而来，他被迫写了无数份的检查，做了无数次的检讨，还到太原社会主义学院劳动改造了一年。在自己真诚奋斗的岁月，倾情投入的奉献被全盘否定后，徐秉正深刻地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困惑、迷茫与彷徨，这使本来就性格内向的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此时，他所能做的唯有沉默，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忍受被别人视为异类的心酸。他唯一的精神依托就是仍然可以给患者看病，他非常感激哪些仍然愿意把生命健康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病患。为此，每一次科里有了下乡任务，他都抢着去，一方面是下乡很苦，别的同事家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不方便去，他主动去大家都很乐意接受；另一方面是每次到了乡下，病人都会很多，他能深切的感受到来自穷乡僻壤的质朴的农民朋友对他满满的信任与希望，那是对于一个医生最大的安慰。因此，他以别人戏称自己为“下乡主任”为荣。

最令徐秉正感到痛苦的是，因为他而让妻子和儿女遭受的歧视和打击。他理解妻子，因为处于那样特殊的时代，她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痛苦。过去，他常常因为手术，无暇吃饭，一上台就是一整天。她就会拿着温热的牛奶和面包为他送到手术室，令同事们都咋舌羡慕。过去，他们家的电铃常常在半夜被拉响，一定是有急诊病人来了，如果是妇产科的，他就起身为她拉亮灯，并护送到门口；如果是普外科的，她就起来主动帮她找衣服，并温柔地敦促嘱咐。这份默契，只有志同道合的医生夫妻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温馨。然而，随着政治风波的来临，这一切都变成了遥远的梦。徐秉正非常感激，即使面临着那么多的压力，但妻子包淑和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有跟自己离婚，而且把孩子们都照顾得很好，让他在失去事业，失去希望后，仍然还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70年代末，十年浩劫文革结束，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66岁的徐秉正也迎来了昭雪平反。然而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已经拥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他没有兴奋，也没有欢呼，而是默默地接受了组织对自己的重新肯定，6年后，他在山西家中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悄悄地他走了，正如他悄悄地来，他挥一挥衣袖，没有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