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阴霾笼罩的童年

回首一生，我已走过人生的90个春秋，进入鲐背之年。1927年的农历8月11我出生在山东省招远县下洼子村，每每回想起我的童年，我的眼前总是一幅黑灰色的画面，侵略者入侵，战火硝烟四起，时局动荡，而山东半岛所遭受的灾难更是尤为深重，可是我的家乡、亲人却给我的童年添上了美丽的色彩。

我依稀记得我家住村子南大街，不远处有条小河，水不深而流水不断，热天孩子们可以游泳洗澡、捉鱼戏水，冬天河面结冰则可以滑冰嬉戏。村子北大街的人们多以种地和经商为生，生活较为富裕。我爷爷早年间考中了清朝的秀才，三年后考举人落榜，决意不再进考，在家收拾出两间房屋开设私塾学堂，让村里孩子们来读书。而我就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搬个小板凳坐在屋里，摇头晃脑地跟着念诵《三字经》、《百家姓》。讲到《论语》我就听不懂了，就悄悄跑出来，从家里厨房拿上一个玉米面饼和一条腌渍的咸鱼跑到小河边，边吃边玩。而我爹感觉私塾学堂已不适应当时的需要，就跟全村商量建一所新式学校，还找到了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长大后我才知道何厅长是一位地下党的干部。1935年，爹和二大爷义务盖起了新式小学，我也正好8岁了，正式上小学了。当时村里还有守旧的老人反对女子读书，说：“孙中山提倡放小脚，我们不管，但是闺女家怎么能上学呢！”我爹不理会他们，反而学校里的女娃是越来越多。学校还从外地请了二位老师，我们的课程不仅有语文、数学，还有体育和音乐。这就是我美好的幼年时光和接受的蒙学教育。

1938年春季新学期的一个清早，学校突然停课，进驻很多穿灰色军装的士兵，听说是第十九路军。住在各家的军人自己做饭吃，不打扰人家，还给老乡扫院、挑水，有时还把他们的二面馒头给村里的孩子们吃。部队的人给大家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还闯进山海关侵占了华北很多土地，要实行大东亚共荣，做法是“三光政策”，十九路军就是要打垮日本法西斯，把他们驱逐出太平洋。可是两个月后的一个清晨，人们起床发现村里很安静，十九路军开拔了，说是上级不让他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调防了，谁也不知道部队去了哪里。我们学校开始复课，但没几天学校让大家快跑回家，村里已乱作一团。回家后我娘说小日本到了朱桥镇，在各村流窜，我们要赶快跑。当时就随大家跑呀跑，又累又饿，不知道跑了多久，发现跑散了，找不到我娘和哥姐了。我害怕极了，但是也不敢哭，只知道继续往前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小名“文荣，文荣……”，我停下来四处张望，一看是村里的一个哥哥，此时才敢大哭起来，告诉他我和娘跑散了。我们向村子的方向望去，滚滚浓烟已将半个天空染成了黑色，在天黑时赶到了山里的四哥家。直到第六天我们看到天空没有浓烟了才敢回家，村子被洗劫一空，鸡、猪、衣物都被抢走了，我娘见我回家了一把抱住我大哭起来，以为丢了再也见不到了。我们听说日本侵略者由朱桥镇到曲城村，青壮男女和大孩子们都跑了，跑不了的小孩子日本人用刺刀刺去，猛的一甩小孩就粉碎了；老弱病残的人，日本人就用火把点窗户，都活活烧死。这正是我二伯母的娘家村庄，她家一下没了好几口人，简直是丧尽天良的日本侵略者。这还不算完，日本人的飞机几乎天天在天空盘旋，有一天我跟姐姐在井台洗衣服，又听到飞机的隆隆声，我姐拉起我的手就跑，刚跑到墙角就炸裂开来，什么都听不到了，我们俩抱在一起许久，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睁开眼时满天黄色尘土，地上到处碎铁片，井台已被炸得粉碎，要不是姐姐拉我快跑，一定同样粉碎了。在这样的灾难岁月里，人们不仅要逃跑躲避日本兵和他们的飞机轰炸，夜里也不得安静，时常有少数日军和二鬼子们猛敲门，进来搜查，我们害怕得直发抖。大人们不能干活种地，孩子们不能上学，人们没有了欢笑，简直民不聊生。我娘带着我们哥姐四个寄居到了山上我四舅家，后来辗转去了济南见到了爹。我爹不让我们念书，他说：“日本人的学堂不能去，日本人要让学生到街上宣传‘大东亚共荣’，就是侵略中国，麻醉人民，不如就在家看书写字吧！”1938年到1946年的9年时光我没有再读书。

坚守读书自强的初心

1946年，我19岁了，我随将要出嫁的表姐去了北京，我终于又有了读书的机会。可是自己年纪不小了，仅上过二年半的小学，还有9年时间都未上学。于是在表姐的帮助下找到了个辅导老师王又道，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导主任，后来知道他与我爸爸还是老相识。通过几个月的补习，王老师的夫人举荐我到位于西皇城根的育华女子中学，找到凌校长。凌校长对人很热情，是一位留美归国的学者，已有六十多岁了，他不愿参加政府的工作，就跟夫人一起办了学校。我们说明来意后，凌校长当时就给我出题考试，结果是语文和数学的成绩还不错，但是英文不及格，校长说就插班到初二吧。我很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就算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坚定到底。

由于我的基础太差，月考不及格，但我不灰心，日夜努力，校长看我这么努力，还亲自给我补习英语，到期末我的成绩名列第三，学校给前三名的学生免学费。我非常高兴，给爸爸写信报告成绩，说以后只供我生活费就行了。后来我又跳级，考取了四存女子中学的高一。1948年底北京和平解放，1949年2月八路军接收了学校，我又考取了贝满女子中学。贝满女中教英语的金老师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9月中旬她透露十月一日要成立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各行各业要游行庆祝，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检阅，我们贝满也有机会参加十一的开国大典的游行。我也被选为队员之一，每天下课后用两小时练习游行步伐。当天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金水桥，高喊“毛主席万岁！”我的位置正好在靠北边，微微抬头就能看到楼上的毛主席，毛主席也高喊“人民万岁！贝满同学们好！”我们都热血沸腾，激动极了。年底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我的一大进步。

1950年又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内人民纷纷表决心支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在校的学生们组织到各大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我们高三的学生到协和医院慰问并照顾志愿军伤病员。在报纸上看到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战地纪实报告，更是深受感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高考之后填报了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第二志愿是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第三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我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在8月20日由同学给我寄到了老家，被第二志愿的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录取了，这个时候我已经23岁了。

我们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去学校，火车到了沈阳停了下来，却不让大家下车，只作停留休整，才知道是因为抗美援朝的紧张形势各大学校都搬迁了，中国医科大学迁到了黑龙江小兴安山下的北安县。到了之后，尽管才9月，可是北大荒已经很冷了，感觉进入了冬季。同学们没有过冬的厚被子，甚至有同学只带了一张席子，学校就给大家解决了布和棉花，组织大家自己缝被褥。1951年的冬天尤其地冷，达到了零下45度，走一会儿人呼吸的气就在眉毛和头发上起白霜或结冰。学校安排我们去火车站接志愿者，我们就来回一趟趟地跑，我因此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1952年战争形势好转，校本部搬回了沈阳，各种条件一下子就得到了改善。随着抗美援朝战争形式的节节胜利，美帝国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丧心病狂的用飞机撒细菌及各种形式带细菌的小玩具，毒害东北人民。我们医大学生停课，转入反细菌战的斗争中，三或五人组成小组，拿上小盒、筷子、铁锹到街道厂矿，捡小玩具、小刀画片等，有时在雪地上可见小小的红蜘蛛，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挖坑烧了再填埋起来。1953年后我们复课了，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学习。在1955年6月12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我们的医学理论课学习结束，进行医院里的实习，我担任共青年团支书，协助呼吸科的于润江老师做好实习生各方面的工作。我们有两个班到鞍山钢铁厂的铁东医院实习，这里的医师大部是从南方调来的，都很有丰富经验，护士们也很热情地帮助我们学习护理工作，使我们收效很大。学校经常派教授来查病房，如米勒教授、潘绍州教授等，同学们都专心听课，努力学习和实际操作，学到很多也看到很多，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紧接着就面临着分配工作的重大问题，我很想回济南，能边工作边侍奉老娘，可是我知道我是党员，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党要去哪就在哪安家。老师找我谈话，说今年山东医学院不要新生，我说可以到山东的省、市级医院，老师说：“新中国缺乏知识人才，你们这些学生是要到教学单位的，组织决定让你带领12个同学去山西医学院。”于是，我服从组织分配，见到了山西医学院来接毕业生的刘明同志，我俩坐在校园凳子上，他介绍了太原的情况，说是：“学院师资缺乏，有了你们这批校老师，你们就要担当重要工作，是主力。”很快，我离别了学习六年的母校，出发进入山海关，路过天津时我请了一周假期，回家探望了老娘。我的档案交给刘明同志带到太原。

一周后，我来到了山西医学院报到，人事处的王连生处长将我分配到了病理教研组。这是1957年的9月，我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求学梦，能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了。我还能够自食自立，自己养活自己了，可以告慰先父的英灵了，你的小女儿终于实现了独立自主的心愿，能好好孝敬我辛劳一辈子的母亲了。

走上医学院的教学岗位

1957年9月我来到了位于太原市五一路的原川至医专，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灰砖灰瓦的两层小楼以及一排排的灰色瓦房。我继续往前走，是一座三层高的楼房，就是现在仍矗立在二院的老红楼，病理科在三楼。我先见到病理科的支部书记杨绍周，汇报了我的思想和想法。给他讲了我的学习经历，小学只学了2年半，失学可长达9年多，只上了初二就跳到高中，考上大学直至毕业。自己觉得基础比较差，必需要努力学习认真阅读各方面的教科书，认真踏实地学习病理科的内容才能做个称职的医学院老师，请党组织一年后再分配我担任社会工作，杨书记同意了我的意见和想法。

医学院给我分配了宿舍，是一间多人住的大屋子，正中放着一张桌子，大家的床是两条长凳上搭块木板。我开始了日常工作。每天早八点以前我就到科里打扫卫生，到锅炉房打开水。我无怨无悔，认真踏实地工作。之后我就开始了看病理切片的过程，经常要学习到深夜才回家睡觉。看病理切片是很费时间的，要对照报告单和书籍了解诊断，把问题记下来，第二天请教发报告的老师。可是发报告的老教师有时没有时间，就还得自己琢磨，我才领悟到了工作和学生时的大不相同。当学生时老师就怕你学不会，谆谆教导，现在工作了只得靠自己认真钻研，努力学习，更要日以继夜的奋发图强，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来提高技能。

平稳的工作还不到半年，科内就让我担任政治秘书，已有郝晋弼老师任行政秘书了，科里成为由金主任领导的三人班子。1958年又开始对知识分子搞运动，要“插红旗拔白棋”。因人员不足，支部书记老杨让我担任基础部支部的宣传委员，随着运动的发展学生也加入了，又分配我担任学生班的政治辅导员。每天忙碌得很，白天干科里的有关的教课事情，还要哪里叫我开会就得到哪里去开会，经常晚上九点也没时间学习，只得自己给自己增加学习强度，学习到深夜2、3点钟。在工作中，又感到在大学里图书馆的俄文书籍杂志很少，参考书不够用，必需又要重捡起高中学的英文，这样又费力又费时间，就借高中的英文基础进行自学，学习看参考书及杂志。

1958年秋，金主任要到北京开会，郝老师要到天津学习阴道细胞学，另两位老师调走了，钟老师去学中医了，科内的工作就落在我们新进科的四人身上了。姜树山管外检和尸检，王希彭管科内各项事务，谢俊仙承担实习课总管，而讲大课的任务就给了我。我内心很害怕，感觉自己进科时间短，也没有试讲过，然而我不能挑选，只好硬着头皮担起担子。金主任把他的讲稿给了我，这一章是《物质代谢障碍》，比较难讲，金主任给说了重点，我作了一次试讲后他们就走了。第一堂课，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讲台，教室里坐了有三百多人。学生们看见一个齐耳短发的学生模样的人也愣了，班长没喊起立，我很快调整心情，说：“同学们好，今天由我来讲课。”但是仍然很紧张，眼里已看不见讲稿，只得随口而出的讲起来，就这样讲完了第一节课。课间赶紧询问同学们能否听明白，同学们说：“能听懂、很清楚，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帮讲课老师挂图的助教。”此后我的心情就很平静了，一直顺利的讲授完，大家反映还好，完满的完成了金主任交给的任务。

这一年，我这个31岁的学院“老姑娘”完成了终身大事，跟苏庆山结婚了，学院的高博书记为我们主持了婚礼。1958年底，医学院在新建南路的新宿舍建筑完工，我们从二院搬了过来。1961年春节后上班，得知我被评为“1960年的基础部教师二级先进工作者”。同年，我被派去太钢业余大学，他们负责来车接送，并无报酬，我负责讲授病理解剖学，还担当实验课辅导教师，答疑辅导，考试全过程太钢学生们及领导都反映很好。

1962年，国家动员“精兵简政，干部下放工矿”，教师们也不例外的要下放，我申请回济南。但是医学院的于国器副院长找我谈话，说：“当前形式只得如此，但学院培养一个病理医师很不容易，我们很不情愿放你走。”将我安排在太原市人民医院开展工作了。

在二院开始崭新的工作

1977年文革结束，有一天，我碰到了医学院基础部的李克书记，他问我“现在在哪里工作？”我说“还没地方呢。”他很高兴地说：“好啦，那你就来二院吧，二院还没有独立的病理科，你过来很好。”我欣然同意。后来得知是二院的王绍义院长帮我办的，是他把我要了来。我于1977年7月24日到二院报到，很高兴终于又可以开始工作了。从此我就每天早早从家出发乘公共汽车到五一路，再换二路电车才能到二院上班，晚上很晚才能回家，对家庭和孩子的亏欠也更大了。

来到二院，又回到了自己大学毕业时刚分配的地方工作，真是感慨万千。我开始逐步了解二院的病理工作，病理科原本是附属于检验科，工作由代佩韦大夫管理，但是代大夫本来是学口腔的，于是关于病理的诊断是由学院病理教研室的老师每半年轮换着来工作，因此报告出得很慢，需要6到10天。当时只有一个技术员王晓丽做收发报告、制片等工作。我来时正是医学院景民老师在发报告，我向他学习诊断，这段时间正好也得到复习病理诊断方法的机会。10月份他和马学惠换班了，我又和马老师一起工作，我两一同来上班，中午她就回去了，所以基本都是我看片子来诊断。

1978年1月中旬，窦平院长找我谈话说：“病理应该由检验科独立出来，你来担任科主任。”我说：“病理科独立是很必要的，因为它的工作性质和检验科不同，但是我建议科主任应该让代佩韦大夫担任，我会协助他把病理诊断搞好的。”第二天在院务会上，窦院长就宣布病理诊断工作由检验科独立出来，成立病理科，杨淑英担任科主任。我只得接受了医院的任命，和检验科平金书主任交接了工作，在灰楼挂起病理科的牌子。很快开始整顿工作秩序、规范医疗章程、建立资料管理制度、建立试剂药品管理制度、建立肿瘤分类登记制度、规定制作典型病理切片及登记制度、进修生学习计划及人员工作分工管理等各项规章。病理科工作要以病人之急为急，急手术科之急，急诊36小时发出报告，一般的病理诊断三天出报告，疑难病症六天发报告，再难的需要院外会诊的就争取尽早发报告，我们的工作受到全院各科室的好评，年底获得了医院先进科室及先进工作者奖励。

有一年的春节让我记忆犹新。除夕那天下午，大家都已放假，准备过年了，我也检查好科里的水电门窗准备回家，这时却送来了一份报告单，需要解剖尸体，明确病因。当时二院还没有尸体解剖室，就在停尸房里进行。我过去正好有一位后勤值班的同志，我请他帮忙一起帮助我拎水桶及做一些体力活，还帮助我一起给尸体脱掉衣服。我进行解剖，去除需要的脏器和组织，之后做了仔细地缝合，最后给尸体穿好衣服。后勤的同志又帮助我一起打扫干净，清理好污物。我又返回病理科，把标本储藏好，做好解剖记录，关好门窗才离去。天早就在不知不觉中黑了，路上早已没有车了，我就从五一路步行，看着家家灯火阑珊的窗户、听着炮竹声声，走回到新建路的家里。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又回到科里发了报告，一切诊断明确，之前诊断为心脏病室间隔缺损死亡，现在诊断为动脉窦瘤破裂直接引发死亡。

1980年，我听说医学院的医疗器械厂生产了半导体冰冻快速切片机，我很想开展石蜡快速切片技术，这样的话大约一小时就可发报告，帮助大夫在手术台上就能决定手术方案，窦平院长非常支持。我就到学院找院长申请要两台，也给山大一院要了一台，条件是我们给做使用的鉴定书，便于厂家推销。我开展快速冰冻切片大受手术科的欢迎，和各科室共同提高质量，提高诊断速度，对小标本如胃、肠、膀胱等一般的在36小时发报，此外的三天内发报告。为了提高诊断水平和质量开展特殊组织化学染色，也能解决疑难病理鉴别诊断的准确率。1982年，上海第一医科大学肿瘤院举办淋巴瘤的国际新分类学习班，院长派我前去学习。我在上海买回了一套淋巴瘤新分类片子及免疫组化试剂，在二院推广新分类法，实验学习免疫组化制片、染色、诊断。1984年，院领导批准购买自动磨刀机，不必再像以往那样将切片刀按在刀架上人工以“8”字形在磨刀石上打磨，节省了人力和时间，刀片也更加好用。

为了配合医务人员和进修学员们的学习，进行挑选各类疾病的典型教材切片，制作留存的大体标本，设立肿瘤卡片，分类登记。病理将申请单按年月分册装订成册，试剂药品分类登记领取使用等都有专人管理。制定人员制度分工合作，各负其职。在还没有尸体解刨室的情况下，有了要解刨的就在停尸房里做解刨，第一例是房间隔缺损的尸体，由外科年轻的大夫协助，摄影师郑贵福给予照相、洗像片、制作幻灯片。等病理诊断结果出来了，先进行全院病理临床研讨会，临床大夫各抒己见，最后我放映幻灯片和照片给大家看，病人真实的死因是陈旧性房间隔缺损伴动脉窦瘤形成，引起破裂而死亡。大家都特别兴奋，感到病理对临床诊断的重要性，病人死因得以明确。此后凡是动手术的组织绝大多数都送来作病理检查，我们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多，病理科的工作步入正轨。我后来又查阅了资料，得知全国这类病例几十年仅有四十几例，属于罕见的病例，于是写成论文投到《中华病理学杂志》，予以刊登。

随着病理科工作的深入，1980年科里新进了青年医师姚汉武，他很聪明，学得快，肯钻研，对病理技术也很用心学，会使用仪器也会修理仪器，我也精心的培养他。1982年又接收医师卫建平，她是工农兵学员毕业的，来二院进修后按排到病理科。1982年院里准备新建门诊大楼，我们讨论了方案后，让代佩维去管理协助病理科的装修，我承担科内工作和人才培训教学工作。我制定了培训计划，进入科室的青年教师和进修的医师都要先学习病理技术工作，从接收标本，到制作切片的全部过程，包括取材、固定、包埋、切片、染色、封片等，他们做得较熟练了，考核合格后才可转入病理诊断工作。他们诊断的片子我仍然每张都要亲自再看，进一步提出诊断要点，做出鉴别诊断。就这样，我审查了每张片子后才能放手让他们诊断，逐步培养他们独立诊断的能力，将基本的病理诊断达到一定水平才能结业。科里陆续接收进修生每年有2—3位，他们回原单位后都能开展病理工作。我还帮助带教了7位研究生，一位泌尿科电镜学的研究生、二位医学院病理教研组钟永明的乳腺癌的电镜观察的研究生、一位卫生系张同春教授的研究生、一位职业病研究所的研究生，还有眼科、外科的研究生各一位。

这年秋季我到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参加短期的淋巴瘤学习班，学员们共同学习理论和阅读片子，进行讨论，统一见解，制定淋巴瘤分类诊断标准。回到工作岗位，我将实践体验诊断标准与科内有关淋巴瘤的材料汇总写成论文。1985年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淋巴瘤协作会议，修改了它的分类和诊断标准，并成立了中国抗癌协会，分立17个专业委员会。在大会上我被聘为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我连任了两届，每届任期五年。山西省卫生厅也成立中国抗癌协会分会，其中成立的淋巴瘤专业组聘我任组长，第一医院的黄格非任副组长，我连任到1995年。

全国病理学会因文化大革命运动停止了十多年，终于才准备正式恢复，于1981年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二届会议，我有论文，是正式代表。大家都多年没开会了，很想去开开眼界，窦院长对我说：“你身体不太好，这次路远可以分段买票，边休息边参观，不要着急。”于是我请求，借此机会到广州等地参观学习几天，窦院长同意了。到出发时和学院的钟永明、肿瘤医院的苏韵琴搭伴同行。我们第一站到武汉同济医大拜访了杨述祖老前辈，见到彭教授参观了他们的教研组很有收获，第二站来到广西桂林，第三站参观了柳州市，最后到南宁市招待所。第二天在大会上分享了我的论文《180例子宫颈早期鳞癌临床病例分析》，1983年刊登在《临床医药杂志》第三期，1984年荣获山西省三等优秀论文奖，后又登载于《临床试验病理学杂志》1987年3卷4期。大会开了三天，这我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病理学科会议，很隆重、很开眼界，也认识了很多病理界的专家教授，学了很多新知识，例如如何写论文、如何收集资料、做诊断的要领、分析的思维等等。会后我和钟永明乘飞机到广州，住在中山医大的招待所，参观了中山医大病理科、实验室、大体标本陈列室。他们的标本是很多的，做得也非常好。又到了广东儿童医院，陈光华给介绍了病理诊断的新器械，如自动脱水机、包埋剂、自动磨刀机等，很开眼界，收获很大。返回的路上到湖南长沙，医学院正当美国的教授做讲座，我们听了讲座，下午我们跑到马王推遗址参观了女尸金丝衣物，夜间又上火车平安抵达太原。此次会议感觉收获很大。

1981年秋季在太原召开全国乳腺癌会议，我汇报下一届会议的资料是《电子显微镜乳腺癌的研究》。会议由中山医科大学刘子君召集天津人民医院李瑞忠和我一起商量联合写《骨关节肿瘤学》一书。第一步先将骨肿瘤论文集中发表，《骨肿瘤及瘤样病变12404例病理统计分析》刊登在《中华骨科杂志》1986年第3期；第二步和人民出版社研究书的出版的问题；第三步再联合北京积水潭医院韩选、上海第一医大刘昌茂，各自准备材料明年集中开会设定内容及分工。1986年5月我患病窦综合症，心跳只有三十几下了，必需安装起搏器，因而不能去开会了，所以把已写完的另一章内容交给了姚汉武,。他是我教出来的年轻有为的一代病理科医师，我让他到上海医大请教刘昌茂指点。这本书预定1992年出版，版本是两种普通本和精装本。1996年荣获国家卫生部三等奖，也是建国以来的骨关节肿瘤学第一本书。

学院卫生系营养教研室董辛尧教授接到有色金属工业部对稀土硝酸亚慢性毒理实验的研究，要我参加其病理光镜电镜的研究观察。这个工作量很大，每次试验老鼠就是300只，取材很多，包括脑、肝、肾、胃、肾上腺、脾、心、肺、动脉、甲状腺等，电镜显微镜的投射和扫描取材是胃、肺、心、动脉、肝。最后在福建厦门鼓浪峪由国家科委召开鉴定会，很成功的评定为国家先进水平，全部论文登载在《中国稀土学报》的专辑，发行于国内外，并荣获《国家六五重要科研攻关奖》国家二等奖及1986年山西省科技理论一等奖。我也荣获了山西省五一节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三等功。

1984年我和马景昆副院长参加在长春举办的全国骨肿瘤学会议上，宣读了《骨巨细胞瘤光镜和电镜的投射的扫描研究》一文，在大会召开期间开办的骨肿瘤学习班上，我讲授了骨巨细胞瘤的病理诊断。回来后我们俩合作《骨巨细胞瘤复发、恶变及转移》一文，发表在《中华骨科杂志》1986年第4期。1985年我开展淋巴瘤免疫酶标实验研究，用我的课题费买了幻灯机、照相机、洗像的材料，把暗室准备妥当就可以洗像作幻灯片，便于教学和临床讨论会使用。

1986年我是有惊无险也是最欢乐的。五一劳动节后上班，我经常在看片子时感到眼发黑失去知觉，等清醒后觉得头上痛是磕在显微镜上砰的。吴烈成的老伴儿曹大夫是校医，几次要给我开假条劝我休息，我跟她说：“现在科里这么忙，人手也不足，过段时间吧。”我还跟她开玩笑说，我就不浪费你这里的病假条啦，也能省下这一分钱。然而，这样每天头晕发展到2到3次，连续到三天，清醒后就感觉心乱跳、全身无力、气不足。第四天，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就全身瘫软，顺着墙根倒下了。大家把我送到了体检室，一做心电图，诊断为病窦综合症，得安装心脏起搏器，我不得不住院了。当时医院里都没有起搏器，我等了几个月，李喜弟大夫从北京协和医院拿回来了材料。我决定在本院手术，赵秀芬大夫为我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没几天我就能下地活动了。我手术的几个月正赶上大儿媳生孙女，我是一点也不能帮忙尽力，感到很是愧对儿媳和孙女。

1989年11月院里通知我开退休会，我想是的我已62岁了，要我退休啦，明天我就不来上班了，内心真是五味杂陈。山西省妇幼的饶惠玲院长以前是从咱们二院妇产科调去的，对我比较了解，她听说我退休了，就请我去帮助组建省妇幼的病理科工作，这样我又工作了七年。

后 记

2016年7月1日，正逢党的95岁生日，山医大二院党委书记李汝德带领老干科汪军生科长、宣传部任晓辉部长、病理科王晨主任等专程来到晋祠安康养老院看望我，我深受感动，感谢二院党委对我的关怀。二院很快要迎来百年院庆，李书记给我布置了新的任务，要将山西医学院病例教研组病理学科的发展以及我个人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我很感谢二院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并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争取给组织交上满意的答卷。李书记对我的开导又使我精神振奋，觉得又能够老有所为、老有所用了。我现在右眼视力只有0.2，患过脑栓塞而损害记忆、语言、行动等机能，而且我写作能力有限，只能尽量书写。所幸有医院宣传部干事王晔华同志帮我撰写成文，多次来到我住的养老院听我讲述，不厌其烦，我很是感动。我这个60多年的老党员又能做一颗小小螺丝钉，发挥一点点作用了，我很欣慰。

可是人老了总有给大家添麻烦的时候，我在8月底总感到腰疼，几日仍不见好，甚至不能下床，我的两个儿子又在外地不能很快回来，我只能求助单位李汝德书记。李书记很快派人从养老院把我接回二院并安排我在住院，期间李书记还常来病房探望我，经过几天的治疗我又能够下地走路了。出院那天病理科的同事们又陪我回到了病理科，此时的病理科已搬到了新的综合住院大楼上，宽敞明亮，设施先进，全科上下风貌一新，我是多么地高兴啊！

我深深热爱病理学科工作，更愿二院病理科能创造新的辉煌！我此时能为大家做的就是养好身体，健健康康的，让大家不必为我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