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父嘱托入医门

尹国年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城市家庭，其父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因成绩好、工作能力强，毕业后不久就被山西省第一中学录用，成为了一名教员。后来父亲由学界转入政界，历任清源、孝义、兴县、灵石等县县长。童年的尹国年在这样一个富有的家庭中度过了自己舒适光鲜的生活。然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暴发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摧毁了这个家庭的繁荣。1937年日寇进犯太原，父亲被迫举家逃难于孝义乡下，太原家产损失全尽。由于家庭人口多，加之颠沛流离，家庭生活日渐艰难。后经辗转，全家又返回太原。个人及家庭的变故对父亲打击甚重，不久其父亲卧病家中，家庭生活雪上加霜。此时，正值尹国年高中即将毕业，其父告诫他说：“高中毕业后，一定要学门技术，这才是真本事，否则这个世界除有靠山、有‘粗腿’的人外，别人是吃不上饭的。”怀着学技术、清高不求人的朴素初衷，1942年，高中毕业的尹国年遵照父亲嘱咐报考了桐旭医专（抗战时期川至医专更名为桐旭医专）并被成功录取，从此踏入了医学之门。

忍辱负重苦求学

桐旭医专是太原沦陷后由山西省敌伪当局创立的医学专科医院，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产物。当时的桐旭医专完全实行军国主义的军事管理，敌人的统治很严，学生被要求戴日本学生式四角帽装，上课一律讲日语，不许讲中国话，在夜间学生宿舍遭到日本教官监听，在白天不许多名学生一块讲话，否则会被嫌疑谋反。学生的校外行为也受到监视，学生完全没有自由可言，稍有不符合“校规”的言行，就会被日本教官痛骂，甚至遭到毒打。在敌人的高压管理下，中国学生逐渐开始觉醒，反抗意识愈来愈强。有一次，全体学生为了拒绝穿戴日本式服装及帽子举行罢课，在学生的压力下，最终校方妥协。初次的正义斗争取得成功后，一连串的抗议和斗争随后发生，学生在要求提高伙食待遇、争取临床实习机会等问题上与校方进行了强力的抗争，甚至有些学生因此离开学校去了游击区。虽然日本人欺压蛮狠让中国学生心怀愤恨，但是为了能学点技术，包括尹国年在内的多数学生一方面积极参与抗争，一方面抓紧时间苦学本领。就这样，尹国年在日本人的高压统治下忍辱负重度过了三年的学医生涯。

1945年8月9日晚，当偶尔从广播上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学生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庆祝。记得非常真切的是，尹国年和其他同学当晚彻夜未眠，憧憬着抗战胜利后的好日子、好景象。1945年8月16日清晨，日本籍名誉教授在学校升旗仪式上正式宣布日本投降，全校学生如疯了似的将操场上竖立的两根旗杆拉到一根，因为那根是用来挂日本国旗的。

日本投降后不久，桐旭医专由阎锡山委派的校长杨麻子接管并被改名为“川至医专”，原本以为学校工作将步入正轨，学生们可以开始安下心来学习。没想到，学校中又进驻了民族革命会、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特党部等多个政治团体，各派别纷纷活动，拉人参加，许多同学已不安心念书而竞相参加党派活动。当时尹国年认为：将来我只是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又不参与政治，何必参加党派活动。基于这样的思想，尹国年没有也不屑于参加各党派活动，而是依然静下心来学习本领。

消除戒备拥护党

1946年夏，尹国年在川至医专毕业，本来想着自己有技术不愁有口饭吃，却不料毕业就面临失业。当时他意识到：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环境的恶劣和制度的腐朽，国民党的制度只是认人情靠粗腿依裙带吃饭，有技术但没关系的人也不会有出路。他以前脑海中残存的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信仰就此解体。此时又逢尹国年父亲病情加重，全家生活日益紧张，原期望尹国年毕业后能赚钱补贴家用，却化成泡影，这让尹国年很是惭愧，自认为是家庭的罪人。

1946年夏至1949年初，尹国年在省立川至医专间断学习和工作，但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很恐怖，医院除了收治前线伤兵几乎再无病人。期间，尹国年全家生活日益拮据，连红大米豆饼也快吃不上了，尹国年恨不得马上看到解放军，憧憬着解放区的政治。终于盼到1949年4月24日，太原全面解放，上午10点左右当看到医院的政治指导员被解放军押走时，尹国年心里特别高兴。当时最感人的一幕是：当解放军进入尹国年家院子时，尹国年母亲刚从地窖中爬出来，裤子很湿，冷得发抖，在一旁讲话的解放军见状，马上给其母亲披上了大衣，并打开水给喝，又拿来蒸馍让吃。这一情景让尹国年非常感动，感到解放军就是不同于其他军队，是古今中外所罕有。解放后，太原市面迅速繁荣、水电迅速恢复，这些变化更强化了尹国年对共产党的好感。不久省立太原医院恢复工作，但当时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尹国年对新来的共产党的政策还半信半疑，对接管医院的解放军还不愿接近，背地里存在着警戒。新中国成立后，医院由省卫生厅接管，一切皆步入正轨。尹国年原以为像他这样的老员工加之出身不好会被淘汰，结果非但没有被裁汰，医院还把他作为人才派出去学习，这一举动让尹国年很是感动，并放下了他对共产党政策的包袱。从此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以回报党和国家。

筚路蓝缕建学科

1949年4月，山西省立川至医专附属医院与国立山西大学医学院合并为国立山西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尹国年担任外科助教、住院医师。当时医院只有大内科、大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少数科室，诊治病种单一，专业性不强。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1955年，医院派尹国年去天津医学院泌尿外科进修学习。1956年，从天津回来后，医院给了他15张床，支持他独立开展泌尿外科专业工作，这在山西省当时是第一家。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师资队伍的扩大，1958年，医院在大外科下设立山西省第一个泌尿外科专业组，尹国年任组长。专业组刚成立时，根基未牢，尹国年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组建设上来，起早贪黑、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妥当才肯放心。当时开展教学困难重重，老师很少，医学资料也十分匮乏。很多医学书籍都是外文原版的，有德语、法语、英语、日语等，很多医学书籍都要翻译后才能够给学生使用。尹国年就白天给学生上课，到医院出诊，晚上边学习外语，边翻译书籍，工作十分繁重。后来每当人们提起那段历史时，尹国年总是感慨道：“正是因为条件如此艰苦，才奠定了丰厚的理论知识，扎实的手术基本功，还有不怕辛苦的意志。”他把以往艰苦岁月的经历看成一笔宝贵的财富，感恩岁月的馈赠。

到了20世纪80年代，泌尿外科专业组的病人越来越多，尹国年、张望和、马道远等专家教授培养出来的专业研究生及专业医师也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满足病人需求，更好的发展泌尿专业，医院决定将泌尿外科专业组从医院大外科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专业是以尹国年为带头人，包括张望和、马道远等人亲手发展起来的，当看到泌尿专业独立建科时，尹国年就像看到自己一手抚育的儿女终于长大成人一样，别提有多么激动了。

泌尿外科建科时，尹国年已步入花甲，基于他对医院泌尿外科专业发展的特殊贡献，医院特聘任他出任泌尿外科主任顾问。成为主任顾问后，尹国年虽然已不再直接参与科室的管理，但他仍关心着科室的发展，坚持为科室奉献，直至1988年1月正式退休。

尹国年从踏入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大门起，就注定一生与她相伴相随，他见证了母校五次更名的历史，亲历了泌尿外科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过程，他始终为母校和泌尿外科的发展尽心竭力，从未有过退缩的想法。在他的带领下，医科泌尿外科逐渐成长壮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泌尿外科人才，为日后医院泌尿外科的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